浅议天津教案及其影响

一、天津教案经过与结果

1、机遇——天主传教的再开放与阻碍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英《南京条约》轰开了清朝腐朽的大门，中国失去了其过去在西方“理想国”式的威信，逐渐沦为俎上鱼肉。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打破了了自乾隆以后百余年的禁教历史，其中二十二条例与二十三条例做出了模棱两可的妥协：“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凡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来经游，听凭在附近处所散步……但不得越领事官与地方官议定界址，以为营谋之事。” 但这并没有解决中西传教的矛盾，以法国为首的天主教世界以此为据，积极争取在中国广泛传教的机会，而各地官府则以道光帝并未明言答应传教为由处处阻挠，矛盾不断升级。法国方面以拉萼尼(Theodore de Lagrene)为首不断威逼清政府，迫使道光皇帝分别于1844年与1846年两度发布天主教弛禁令 。即使能够在五口通商区域能够自由传教，但截至此时《黄埔条约》与弛禁令仍旧规定外籍人士不得擅入内地传教与交易，许多西方商人与传教士不满足于此，常有非法进入之事发生。1856年，广西西林知县以马赖神甫非法进入内地传教、教唆纵容教徒犯罪等罪名将其处死。其中事实如何至今仍无铁证，但据《黄埔条约》规定：“如有犯此例禁……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佛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佛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法国即以此为由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并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使得天主教徒得以合法进入内地游历、传教：“凡大法国人欲至内地及船只不准进之埠头游行，皆准前往，然务必与本国钦差大臣或领事等官预领中、法合写盖印执照，其执照上仍应有中华地方官钤印以为凭。”“天主教原以……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至此，天主教与基督教（依照英、美《天津条约》）得到了全面、合法的传教权。
2、冲击——群众认知的矛盾与爆发
    在二次鸦片战争时，法国天主教徒便借由充当翻译之便，渗透进入天津，并在条约签订之后，于1861年始由北京本堂神甫卫儒梅主持天津传教，其主要活动场所为三岔河口北岸的望海楼及其毗邻的崇禧观、小洋货街，到谢福音继任主持时，广收婴儿领洗、领养，吸引百姓入教 ，其中垂危婴儿占了绝大多数，自1868至1869，成年人领洗入教仅14名，垂危婴儿入教竟达2000名 。1870年夏季，天津爆发疫情，大量死亡婴孩被草草埋葬后被野狗扒出，引发了群众“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的谣言。期间，有两件事引发了天津人民强烈的反教情绪，其一是6月4日抓捕两名迷拐幼孩的罪犯后，知府张光藻发布告示：“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似乎有所指向；另于6月18日抓捕诱拐犯武兰珍，其供言受教民所托，迷拐孩子换钱。由此，法国领事丰大业多次与要求搜查的民众发生激烈冲突，6月21日，天津道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武杰搜查教堂无果，三人返回后，领事馆与群众再爆发剧烈冲突，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解决事端，但未受重视，丰大业即前往抗议，当街开枪示威，并打破室内财物，于返回途中持枪击伤刘杰侄儿，引燃群众怒火，最终抗议人群当场殴死丰大业与秘书西蒙，烧毁望海楼教堂在内的多处英、美、法国教堂，殴死或烧死外籍人士18名与多名中国籍教徒 。
3、平息——三方博弈与“大事化小”
    天津教案发生后，民、官、洋三方均作出强烈反应。英法等国调兵集结于天津、烟台，以开战为挟要求惩治凶手“将天津办理不善之地方官以及一切滋事之火会凶徒……尽法严办”,并由法国公使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与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等提出大量无理要求；清政府先后派遣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丁日昌、毛昶照、李鸿章处理教案，但中央内部矛盾不断，顽固派主张民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借此铲除“夷馆”，洋务派主张目前实力难以抗衡，“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故多次对曾国藩进行命令调整，既有“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的强硬，又有“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之要务”的软弱 ，但不论如何，一定要迅速平息事端，以避免战端。而绅民阶级主张对洋强势，“拦舆递禀者百数十人”，以致当时战争气氛浓厚。最终，曾国藩在各方牵扯下，做出了处死16人、4人复审减罪、25人处以军杖徒刑，张光藻、刘杰充军、赔款40万两的决定、崇厚前往法国道歉的决定。其时，法国因为普法战争缘故，疏于远东事务，此事就此告一段落。两年后，曾国藩在“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中郁郁而终。

二、天津教案诸议

    中国“首个留学美国”的耶鲁毕业生、江南制造局创办人、天津教案谈判翻译人员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 中详细讲述了对西方宗教和天津教案的看法。容闳自小就读于澳门的外国学校，并接受了西式教育，但其评述立场基本还是从本民族出发。他个人在《予之教育计划》中提出四则，其中第四则即是要求“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认为“彼天主教士在中国势力，已不限于宗教范围”，要求剥夺教会对民刑诉讼事件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天津教案，他认为责任主要在天津群众愚昧无知，轻信谣言，给政府造成很大的麻烦。当时散布的挖眼剖心的谣言“恰合于天津愚民之心理，故一时谣传极广”，加上北方民风彪悍，迷信顽固，“遂不恤孤注一掷，取快一朝，虽铸错而不悔也。” 他认为教案直接导致了崇厚辞职、政府赔钱道歉、道歉，并且他提出虽然这一次因为法国忙于普法战争，没有提出难堪的要素，但间接导致了之后安南、东京（今越南）被侵占。
    梁启超则通过《李鸿章传》 在侧面对教案有所评述。梁启超也认为天津教案理亏一方在绅民，而无理一方在英法诸国。梁启超认为曾国藩“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蹊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虽然曾国藩已经尽心尽力，仍遭受广大绅民阶级与顽固派的谩骂。其后崇厚请求罢免曾国藩，改以李鸿章主持，李鸿章因为“普法之战顿起……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 得以顺利解决事端，天津教案成为他外交生涯之滥觞。可以说天津教案毁灭了一个曾国藩，成就了一个李鸿章。

三、天津教案之我见

    天津教案对中国的宗教格局、对外政治地位、官洋民三方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剖眼挖心”的谣言传播是愚民迷信还是政治别有用心？天津教案究竟是时局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被害者”天主教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遭受无妄之灾？

 根深蒂固的民谣与官谣——
历史的必然性

    民间，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天主教的无端中伤由来已久，最为熟知的应当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刻印的《圣朝破邪集》，此后民间各种形式诋毁天主的谣言广泛传播，包括散发揭露修士“恶行”的小册子、续作《天主邪教集说》等反基督书籍、编创《辟邪歌》等宣传歌谣、在各类公檄上公然揭示…… 当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为反基督运动花了大力气，比如酿成长江教案的周汉就是典型的乡绅代表。此外，各类官谣也不容忽视。较早、广泛传播的谣言当属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述的“剖眼炼金术”：“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济事。”即使是天津教案事发之时，中央朝廷的清议上，顽固派内阁学士宋晋仍造谣育婴堂“有罈装幼孩眼睛”。群众对于基督文化的排斥、仇视不是短时间的偶然现象，而是乡土伦理秩序的自我排斥属性借由乡绅、秀才之手对舶来文化的长期的污名化。

圣光下的阴影——
天主的慈爱对冲政治的侵略

    无论有意或无意，自禁教松弛以后传教活动都沾染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由历史局势所决定的，当天主或基督教选择将武力、条约铸造成开启中国国门的钥匙时，传教就不可避免将利用战争，战争也必将反而利用传教。在大的时局环境下，经贸往来虽仍是条约签订的主体，但两方文化、政治的博弈已悄然转移到宗教的传播上。对中国而言，文化上乡绅主导的家族、乡里文化通过舆论捍卫“儒”的正统，政治上地方政府常借民众之手牵制洋人，形成“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的生态链；而天主、基督教无论是否处于自保的立场，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于政治的庇护，以谋求合法居住权、传教权、诉讼裁量权，因而一旦发生冲突，政治因素便不可避免加入，并转化为战争形态，由此，宗教获得更多的权力，群众与宗教的矛盾也由此升级，形成恶性循环。

坍塌的伦理之塔——
骄傲、嫉妒与愤怒

    各类教案，尤其是天津教案，也是泊来文化与旧封建伦理、低级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对冲，暴露了旧封建伦理的自我缺陷与自闭守旧。儒释道与基督文化矛盾早在禁教前就有所体现，当时教会内的礼仪之争就是伦理秩序争夺的缩影。之后长期的禁教、中央政府的摇摆不定，更是加重了群众对基督文化的神秘感、违和感，加上煽动者的加工，也就被包装成富有侵略、神秘、邪恶的战争工具，天主教具化成为西夷易主中原的恐惧实体。以天主文化的七宗罪来说，当时暴乱绅民犯下三大罪——骄傲、嫉妒、愤怒：“先是天津有恶俗，贫民无力养其子女者，恒弃之道旁，或沉溺河中。”无视自身弃婴陋习，将杀婴之罪强加外教，是为骄傲；固步自封，但凡有传统不能解释的科学，就以迷信诋毁，是为嫉妒；查验谣言后无端刁难，最后怒而暴乱，违犯律例，授外人以柄，是为愤怒。

结语

    两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文化逐渐进入内地，各地由此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教案，不仅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也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清明时的传教，究竟多少是纯粹的信仰、多少是文化的侵略、多少是政治的跳板，如今已很难说得清，时至今日，我党也仍没有轻视基督文化在新中国的运作、传播。笔者以为，过去教案更多应该告诫我们开阔眼界、保持清醒，一方面，面对宗教传播时既要有理想、有信念，警惕新型文化入侵；另一方面，对于合法宗教也应当给予尊重，不要迷失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中，以展现大国民族的开放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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