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发展与异教争斗，长久以来都是西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在中世纪达到史无前例的巅峰——基督与异徒，实质就是对神权和世俗掌控的清洗斗争。近代以来，随着宗教立法之完善，对传统伦理价值观持续遭受挑战，西方异教、邪教得以快速发展，甚至展现出娱乐化、概念化的趋势。从克苏鲁的《印斯茅斯的阴霾》、《敦威治恐怖事件》，到艾尔登法环中律法之争，反对主流、歌颂宗教崇拜、大谈兴教与毁灭，复古的泛宗教背景仍旧在广泛人群——尤其是缺少信仰基础的年轻群体中引起共鸣。
一、西方宗教——异教、邪教、传教与创教
关于宗教的本质，北京大学的李零老师归纳得比较中肯：
李零 《中国方术考》
世界上的大宗教本来都是解救受苦人的学说，比如基督教就是古罗马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后来变味了，成了买卖，成了精神鸦片和洗脑工具。
不过，在当下以及文艺世界观下，宗教的世俗价值持续得到更新，这些都是后话，在传统的基督扩张中，出现了异教、邪教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异教概念应先于邪教，但异教概念，尤其在中国，逐渐被淡化。对于基督教而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除了本我之外的宗教都会被定义为异教，哪怕是新教与旧教也互不待见；笔者曾撰《浅议天津教案及其影响》，讲的便是基督教来华传教引发的矛盾。而在此之前的明朝，利玛窦来华传教时也需要通过航海文书向领导神父说明”儒教非教“（那么儒教算不算一个教？这也将在后文展开），并借助儒生身份秘密传教。比之于异教，邪教的诠释更多沾染世俗的色彩，因为异教本身就含义了道德、世界观的矛盾、差异，因此笔者认为邪教主要的含义是对信徒控制、世俗影响造成威胁，以及道德上严重偏离日常认知的宗教。在西方，满足一定条件是能够获得官方认可，创建传播宗教的，因此，自上世界60年代之后，各类奇奇怪怪的宗教开始快速增长，创教不再是一种救赎手段或是统治工具，而变成了社团式的主张宣传团体，传教也变成了宣扬主张、谋求同类的手段。
二、以官纳私——中国宗教之大一统
中国的宗教问题比之西方会复杂很多。首先，中西方宗教的根本差异在乎四字——“神俗之争“，西方是俗授于神，政权长期分裂与宗教长期传播使得三位一体获得了最高的认可，君权神授经由教会批准，君王受制于主教，因此虽然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是相对分离的，但教会掌控最高控制权；而中国宗教发展的关键节点在于春秋战国——秦——汉一个较长的阶段，大致可以归纳为：春秋战国时期，对应中国轴心时期之大乘，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给中国发展提供了无限多的前途；秦时始皇帝所施行的大一统不仅仅领地、度量衡的大一统，还有李儒所说的”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焚书坑儒本质上是一次重要的世俗界与宗教界的矛盾碰撞（儒教的儒生与道教的方士）；汉时封禅郊祀、罢黜百家分别完成宗教、学术的大一统，但彼此仍旧势均力敌、互有交锋，随着朝堂上儒生影响力扩大、提出废祠等主张，道教为首的宗教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注重人文精神的儒教不得已扮演起君权神授的”皮条客“——一方面儒生以师生传承掌控着朝堂政治的生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本位宗教缺乏使儒教靠向宗教的范式演变，他们自身为自己找到了神与圣经——孔子与《论语》。
三、儒教之为教、之为第一教
对于儒教，李零老师个人的看法是：儒教是非宗教，但具有很多宗教的特征；孔子被神化是不应该、值得被批判的事；中国是国强较弱，三教云立，而西方一教盖群教、宗教盖世俗的模式更利于长远发展。但这些观点笔者是不太认同的，在我看来，虽然道教在民间尤其是开化粗浅的乡村更具有统治力，但无论是权力崇拜还是天人沟通，儒教都通过世俗权力掌控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即便祭祀祖典仍旧依赖天文术数，司马为首的史官体系也与世俗政务保持相对独立，但这种独立是非常脆弱的，强权干涉下完全无法保证地位的对等。如前所说，中世纪的西方也很是类似，不过是政与教的对位颠倒了罢了。总而言之，尊儒已成为中国独特的“政教合一”，这种宗教不同于西方基督与印传佛教，李儒所说西方宗教的大众乃芸芸众生，但儒也有自己的信众——文士阶层，还有一切渴望跻身成士的工农群体，尤其是青幼群体，儒如果看作宗教，它对于中国多数人是一种间接、松散、有力的控制（比之道教俗务治理的控制更加有效），间接是它不直接被赋予权力，而是高度世俗化地与政府权力融合，隐性影响世俗化管理与国务，并只挑选精英阶层的接班人；松散是它不强制要求所有人信仰它，而是基于信仰者莫大好处——财富与权力，门生成为一种中国化的贵族规则；有力是从汉开始，儒就长期渗透进政治生活，进而融入到文化认同层次，这是今天也无法割舍的儒文化，尤其是中原地区最为明显。
四、溃灭的神罚与赤瞳的审视
科学的发展、文明的普及并没有给宗教信仰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现代人逐渐意识到信仰不是对神明的崇拜，而是为立身、立命寻找解释、出路，即使是艾萨克.牛顿，在追求科学的穷途末路也无可避免陷入对宗教的迷恋；但这些认知给宗教和西方社会带来了更大的隐患，一来是泛宗教模式在后面对传统道德的冲击以及引发的伦理失调（将在下半部分展开），二来是私人资本、全球化进程对神权的伪化与武装将对人类发展进程带来持续挑战。如果前者尚有医者自医的意味，那后者就是纯粹的、尚在孵化的新纳粹主义了（这一点笔者也尚且只有朦胧认识，计划未来有机会系统学习并完成），尤其在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所预言美帝国开始解构之时，别有用心者将会如何使用这把统治众生的金色十字架？失去强大庇佑的教会又将栖身何处？以宗教信徒的角度来说，“灵童转世审查“、本土任命主教的政策确实是过于”中国特色化“，但近些年中国宗教政策的功效也逐渐凸显，那些披在”民主“外衣下的冷箭始终难以刺入内陆。宗教可以是慰藉、信仰、升华，但绝不应该是政治武器，尊重不是纵容，自由不是泛滥，资本与帝国主义将成为宗教最大的敌人，我们应该庆幸，相比与西方，我们拥有更清楚的认识。
下节预告：
近代以来，以混沌教派（discordianism）、飞天意面神教（Pastafarianism）为代表的新“宗教“为何广受关注、追捧？
克苏鲁所描绘的视人命如草芥的古神教派有何特点，为何悲观的宇宙观反而得到读者追捧？
从嬉皮士到反宗教，从杀马特到抽象文化，叛逆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展应有怎样的借鉴？
三指、两指、黄金律法……艾尔登法环与克苏鲁神话又有怎样的共性，为何它们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
敬请期待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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