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逐渐走出战争阴影，但近几年不断爆发局部边境冲突和反华活动，中印关系又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本文选择二战结束以后中印关系走向为研究对象，通过横向对比中印两国工业产业结构发展，意在说明中印外交矛盾的转变，分析两国产业结构差异对两国外交及未来关系走向的影响。
1、选题意义
本文从新的角度观察、分析21世纪以来中印冲突的特点与深层原因，并结合两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未来中印关系趋势。
2、研究现状
中印关系近年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知网发表趋势图来看，尤其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其中，目前主要的关注角度是从中印就西藏地区的辖权纠纷展开研究，如张长江的《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1]，近年随着丝绸之路以及地域性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对中印贸易、战略解读方面研究也有所增加，如林民旺的《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2]。本文在既有文献成果上，尝试两项工作：分析二战后中印关系冲突核心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对中印关系走向的影响。
3、中印矛盾转型
3.1 1947-2000——边境问题为核心
中印关系自二战结束以后呈现反复复杂的特征，但矛盾核心一直都是领土矛盾，尤其是藏南地区。这一时期正值民族解放运动，中印高层有强烈意愿达成合作，前期积极展开协商谈判，达成了“西藏协定”，并且在台湾问题、果阿问题达成一致，其后所谓“西藏独立”事件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则是谈判破裂后冷战、地缘政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发展可以佐证，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以边境问题谈判破裂为界，中印关系由友好合作转向紧张对抗[3]。
3.2 2000-2020——矛盾主体转变
21世纪以来，中印冲突表象仍主要集中在边境问题，但实质已转化为其他矛盾。2000年后纳拉亚南访问中国标志着中印关系升温，此后截至2020年年末，主要发生了两次严重边境冲突，分别是2017年6月洞朗对峙事件以及2020年“约翰逊线”冲突。这两次表面上都是因为印度侵线引发的边境领地问题，但实际两次事件背景分别对应着印度国内两次国内矛盾大规模爆发——2016年年末开始，莫迪政府颁发废钞令，引发大量群众不满；2020年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导致印度多次封城、停工停产，国内经济萎靡。除开边境问题，中印关系恶化也出现新特征，就是印度多次爆发抵制中国商品的运动。综合多点来看，以解决边境问题这一理由无法解释印军无实际意义的军事挑衅，转移国内矛盾、唤起各邦统一对外的热情似乎更加合理，加之多次爆发反华抵华运动，有理由认为21世纪之后，中印关系矛盾表象仍以边境问题为主，实质却开始转变为其他矛盾。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发展亦可以佐证，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印在政治、经济往来上以合作共赢为主旋律，局部摩擦呈现持续时间时间短、引发关注度高、后续影响力小的特点。
4、中印产业结构分析
中印两国自50年代以来，产业结构变动巨大，这与两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政策有关，也对两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
4.1中印产业结构差异
新中国工业发展起点很低，但基础扎实。新中国建国初内战内耗严重，工业基础薄弱，还遭受了“文革”影响，工业发展停滞不前。但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得以取得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大历史事件：其一是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国内的私有土地、资本以没收或赎买方式完成了国有化，为公有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放宽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场，这使得国内“山寨热”迅速吸纳二代技术，再加上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中国形成了稳定了生产供应链，制造业稳步提升。
相比较于中国，印度的产业结构较畸形。独立之后，赫鲁尼开启了一条有别于主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印度式国家道路，其显著特点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发展重工业而轻视农工业、鼓励垄断财团的发展[4]，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垄断财团对于政治的干预权力过大，导致国家对于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失去了有效的管控能力，莫迪政府“2013年土地征收法”的失败就是实证[5]；其二是重工业过度发展，失去轻工业、农业的支持，印度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过大，公营企业长期亏损对国库造成巨大压力[6]。
4.2 产业结构差异影响
现阶段中印产业结构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印经贸的主要矛盾。印度一直希望能够站在主导东亚发展的核心地位，其野心最早在赫鲁尼时期就有所表现，赫鲁尼一直希望建立以印度主导的“大印度联邦”[7]；而21世纪以后，印太战略的提出也可见一斑。莫迪上台以后，其执政思路更是处处透露着中国的影子：加强政府管控力，投资基础建设，强化制造业。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工业长期不健康的发展，导致中国中低端工业产品大面积占领印度市场，尤其是手机、家用电器等等对印度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随着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产业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印度自然看到了崛起的机会，希望能够争取到国际垄断公司建厂，发展长期匮乏的制造业、轻工业。印度长期发生的抵制中国制造的运动，例如 2020年民间示威游行、政府的反倾销调查和下架部分app，就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
5、产业结构差异转变为矛盾主体
2021年以后，产业结构差异极有可能成为印度国内矛盾主体，进而加深中印两国矛盾，导致局部摩擦增加。未来有三个大背景将对中印关系产生长远、重要影响：其一是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耗殆尽，经济转型必然导致外资企业向其他地区寻求廉价劳动力建厂投资；其二是近年中国对东亚以及中东、东欧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一带一路”、RCEP等经贸合作势必对印度经济和影响力造成影响[8]；其三是新冠疫情有望进入收尾期，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势必回暖这对印度金融市场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此背景下，印度为振兴民族企业，争取外商投资，抗衡中国的地缘影响力，极有可能通过在边境、经贸往来上持续挑衅中国，转移国内对经济萎靡的不满，并寻求西方政治支持和外商引资。
6、总结
通过分析1947-2020年中印摩擦实例，并结合两国产业结构差异，可以得出中印矛盾主体已由边境问题转变为其他矛盾，在国内外多重背景下，产业结构差异将在未来中印矛盾中占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中印之间很难爆发局部战争，极有可能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短时间、频繁的局部摩擦与经贸纠纷。
[1] 张长江.：《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8年7月.
[2]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7,年10月，第175-193页.
[3] 张长江.：《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8年7月，第21-29页..
[4] 段雨薇：《印度工业政策演变与经济发展(1947-1996)》，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3年6月，第9-18页.
[5] 王爱民, 陈志刚, 钟太洋.：《印度莫迪政府土地改革失败启示》，《中国土地》2017年03期，第41-42页.
[6] 段雨薇：《印度工业政策演变与经济发展(1947-1996)》，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3年6月，第33-34页.
[7] 张长江.：《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8年7月，第16页.
[8] 史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财经大学,2019年6月.第5-6页
参考文献
[1]张长江. 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8.
[2]王梦瑶. 莫迪执政以来的中印关系研究[D].兰州大学,2020.
[3]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2017,10(00):175-193.
[4]段雨薇. 印度工业政策演变与经济发展（1947-1996）[D].山西大学,2013.
[5]史益.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双边贸易潜力研究[D].兰州财经大学,2019.
[6]陈俐锦. 印度经济结构调整及相关政策研究[D].云南大学,2016.
[7]王爱民,陈志刚,钟太洋.印度莫迪政府土地改革失败启示[J].中国土地,2017(03):41-42.
[8]李静. 中印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20.
免责声明：本篇为本人2020年秋期《国际热点问题讲座》通识课程论文，不具有专业性，请仔细辨别文中内容加以理解或采用，请勿采取任何形式的剽窃抄袭，转引请注明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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